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五年了。每次回老家，看到墙上渐渐发黄的母亲遗像，思念总是烟雾一般在心头萦绕。
母亲喜欢看戏，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她就常常跟我说起自己早年看戏时的情景：晚上和外婆一起打着灯笼赶场。四下里如萤火虫一般的灯笼火把聚集到戏场里亮闪闪的汽油灯下，台上是锣鼓喧天、丝竹悠扬；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望不到边——“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她 说那时的她不光看戏，还要帮做小生意的外婆在戏场里卖羊肉挂面。后来，我的眼前便时时浮现出少女时代的母亲穿着红色的旧棉袄、仰着和旧棉袄一样红的脸在土台下看戏的情景。
母亲看的戏多，记性也好，花鼓戏、黄梅戏、皮影戏、目莲戏都爱看。她爱看插着雉羽的穆桂英英姿飒爽，爱看诸葛孔明摇着纸扇的悠闲，爱看红脸张飞嫉恶如仇的咆哮。窦娥的冤屈曾让她夜不能寐，陈士美的丧尽天良曾让她愤愤不平，公子落难、小姐讨饭的老掉牙的故事，总让她百看不厌。江南的梅雨季节里，望着窗外的茫茫雨幕，爱看戏的母亲总是给我们讲述那些已经成了脸谱的忠良和奸臣——包公的刚直无私，秦桧的阴险狡诈，孟姜女的撕肝裂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离合悲欢……这些故事成了我们最初的人生启蒙。
我高中毕业时，“四人帮”被粉碎，紧接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文艺舞台空前繁荣起来，乡下的民间剧团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母亲的高兴溢于言表，一遍遍地说：“这下好了，有戏看了。”她和乡下众多的戏迷一样，常常不辞辛劳奔波十几里去看露天舞台上的“草台戏”，而且总是要叫上我。母亲看戏看得投入，看得动情，每场戏散过之后，总是眼圈发红、唏嘘感叹。说实话，我对台上那些拖腔拿调、咿咿呀呀并不感兴趣。几次之后终于不愿意和母亲一起看戏了。母亲很是诧异，对我说，你是识字的人，怎么会不喜欢看戏呢？在她看来，识字的人天经地义就应该喜欢看戏的。我心里好笑，也不和她争论。
十几年以后，我因为爱好文学，发表过一点东西，调到县城的文化局搞创作，工作的科室全称“戏剧创作研究室”。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的地方。有次回家，母亲问我在县城做什么工作，我说，写戏。母亲望着我，像注视着一个陌生人，两眼发光。她问：“戏是写出来的？戏怎么能写出来呢？不是在台上唱出来的吗？”我笑了，告诉母亲，那些在台上唱戏的，得有人给他们写本子才行；没有人给他们写，拿什么唱呢？从此，母亲逢人便说：“我儿子是写戏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那个村子里，在县城“吃公家饭”的人不少，有的还做了官，和他们相比，我一个刚刚出道的“写戏的”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告诉母亲，不要把“儿子是写戏的”挂在嘴边上。母亲却不以为然，说：“古往今来，万千道理，都在戏台上演给人看呢，当官也好，经商也好，都是一时，只有戏能传唱千古啊。”
听着母亲的话，我有些感动。目不识丁的母亲是在说着一个道理啊：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好好努力，写一部大戏出来给母亲看。我知道我不可能写出如母亲说的“传唱千古”的戏，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戏剧和戏剧创作是一条艰难而寂寞的道路，这些年来，每当想退却、想改行的时候，写一部戏给母亲看的念头始终激励着我、鞭策着我。遗憾的是，母亲终究没有看到儿子写的大戏在舞台上演出来，就永远离开了我们。老人家去世后的第七年，我的大戏《豆腐宴》由江苏省淮海剧团排演。首演的那天，我特意多要了一张票。大幕拉开，舞台上色彩缤纷，唱腔悠扬。我想象母亲就坐在我身边的那个空座位上，默默地抚摸着椅子，眼泪悄然下来了，心里说：妈，儿子写的戏终于上演了，你看见了吗？
我的爱看戏的母亲，从小就挤在草台下面看戏，从来没有在正经的剧场里看过一场戏啊。这些年来，如果不是要写戏给母亲看的念头在支撑着，我也许没有那么一股长久的耐力，在戏剧创作这条坎坷而清贫的道路上走下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幸运，我的第一部大戏搬上舞台之后，就获得了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田汉戏剧奖、文化部舞台艺术精品剧目等一系列奖项，先后在苏北农村演出超过三百场。2005年，这个戏又入选第九届中国戏剧节。母亲给了我最初的戏剧启蒙，如今，我的戏上演了、获奖了，她老人家却没有能看到。
有人说人生如戏，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这一辈子都将扮演编剧这个角色了，每当拿起笔来写戏的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不要为了获奖或晋升职称，而是为了那些和母亲一样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只能在露天下看草台班的戏迷们。
清明的霏霏细雨中，我将自己的剧本手稿焚烧在母亲的坟头。抱着那块湿漉漉的墓碑，我问梦中的母亲：“娘啊，你在另一个世界还有戏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