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刚到村口，豆大的雨点就落下来了。
我停下车，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老杨撑着把大伞过来：“哈哈哈，本家，我说了会下雨的，辛苦你辛苦你。”
唉，我是来麻烦你们的呀。我顾不上感谢，狼狈不堪地缩进伞下。雨实在太大，瞬间还是湿了半身，老杨带着我跌跌撞撞地拐进村口，一面建议说，先到皇亭宫避个雨。
跺跺脚上的泥，甩甩头上的雨水，老杨快人快语地说，征地拆迁之前，我们这个皇亭宫就是村民活动中心，你看庙对面是个戏台。对了，你说的涵洞，就在戏台的旁边，有没有看到？
隔着雨幕望过去，那个看起来一人多高的涵洞出现在眼前，正被雨勾勒出一种黑白而沧桑的线条。
一天前，我接到邦哥的电话。电话里是一如既往的台式礼貌，可消息却让我心头一震：“杨兄您好，跟您报告一下，徐教授过世了。”
啊，今年夏天，在厦门的一个论坛见到徐教授的时候，他神采奕奕，关于两岸文史合作向他请教得不少，他还邀我有条件的时候到台湾走走，要带我看些地方。
太突然了。邦哥说，教授连日审阅很多书稿，是心脏病突发，太劳累了。我沉默了半晌，只说得出两个字：“节哀……”
邦哥是教授的助手，教授从台湾的大学退休后，仍然一直带着他做研究。这次打电话来，他还拜托我一件事，教授生前有一部作品尚未完成，是关于中国近代交通史研究的。上次来厦门，我们聊过关于福建省第一条铁路的话题，印象中，这条铁路还有剩下路基和涵洞，说是在海沧的贞庵村，只是那次他们时间匆忙，没来得及陪教授一起去走走。
“教授生前特别交代，关于这一块的内容务必要补上，杨兄看看方不方便这两天帮我找找资料，如果能辛苦一下到现场拍几张照片，那是最好了。这本书我们想尽快出，也是对教授的一种纪念吧。”邦哥很客气地说，听说您最近会来台湾做交流，到时一并请益为盼。
资料好办，我手上就有一些。只是照片……嗯，确实我近来事情比较满，先要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而后马不停蹄到台北，行程安排得都很急，正在为准备演讲的课件殚精竭虑，专程到厦门岛外踏勘，怕也是要占去些时间。
但，一定要去。我辗转联系上了老杨，请他务必带我看一看。
台风雨就是这样，突然大突然又小的。趁着雨势初歇，我卷起裤腿，穿过薄薄的雨雾往涵洞走去。
乡村的路被突如其来的雨冲得有些泥泞，临到洞口的时候，差点滑一跤，下意识地用手扶住洞口的石条。这一扶，才发现，这些石条相当厚重。进得洞来，这不过十来米长的涵洞，仍旧可以看出石条砌得规规整整，嗯，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工艺了。
根据之前看的资料，这个涵洞，在当年这条铁路运营顺畅的时候，是火车客流的交通道，熙熙攘攘的人流，穿着涵洞上到铁路站台，开始一段迥异于马车或步行体验的旅程。
雨声挟着风声，从涵洞吹进来，隐约中，好似有火车经过的轰鸣声，从遥远的过去，咣当咣当地划过铁轨。我突然想，当年，陈炳煌或许也在这样的涵洞、这样的铁轨边，看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只是不知，彼时的心境又是如何。
这位当年漳厦铁路的“总理”、交通粤行行长，为了这条铁路，算得上是鞠躬尽瘁。
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让全国各地的路权意识觉醒，福建尽管不是主战场，但日本人和法国人的小动作不断，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旨成立商办福建全省铁路公司，原本得罪了老佛爷而“归田”在家20余年的福州名士陈宝琛，被重新起用，操持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的福建第一条铁路筹办事宜。
和他同朝为官的陈炳煌，是海沧芦塘人，两人同为闽籍，私交甚笃。铁路筹办之初，陈宝琛力邀陈炳煌作为协董。陈氏一脉，炳煌走仕途，党兄弟炳猷在南洋承袭父辈打下的商业版图，在海沧当地算是头面望族了。
不得不说，陈宝琛眼光实在独到。为筹得修路所需款项，他亲赴南洋，陈炳猷果然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群起响应募款。陈炳煌则动员陈氏男女老幼，将女人私房钱、老人养老本、小孩压岁钱、新年跪拜钱悉出捐出，并为铁路沿线贡献不少土地良田，只盼铁路尽早修筑，汽笛长鸣。
彼时的朝廷之上，还在为铁路“震动寝陵，妨碍风水”常常争论不休，但经历过海上丝绸之路惊涛骇浪洗礼的闽南民众，却远比中枢决策者更为开化、更为激动。
铁路最终确定先修筑从嵩屿至漳州江东桥的一段，并期望由此展开福建铁路线的宏大版图。1910年，漳厦铁路轰隆隆通车营业，然而时运不济，仅仅运行二十年，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竟至毁坏殆尽，铁轨全部被扒，留给今时人们的，居然只剩这么些痕迹了。
可如果没有曾经的这条争着一口气修出来的老铁路，在近代以降的路权博弈中，又不知该是怎样的沧海桑田、光怪陆离？
“嘿，雨停了！”
老杨的声音把我从涵洞里的思维拉回现实。我从洞中走出，老杨又一路带我看残存的路基，以及另外一个涵洞，只是这一个已经被杂草花树填得满满当当，仿佛种植着纷乱繁复的时空记忆。
毕竟是当过村主任的人，老杨忍不住碎碎念着改天找人来除掉这些杂草，一边又带我看一个四角井，说或许当年铁路通过的时候，这里可以打水洗尘吧。
远处是源源不断为新城区输送能量的一个巨大电厂，从它开建时起，这个乡村便转了个弯，渐渐将生活中心移向资源集聚的一侧，此刻我脚下的地方，是如假包换的留守村庄，还有孤单的老牛在路旁打个哈欠，炊烟也升起得稀稀疏疏。再过些年，新的城区以巨大的拓展力延伸过来，这些景象是否还能存在，也未可知了。
“这块地现在还没确定用途，不过，不管哪一天建什么，这些路基和涵洞，该好好保留下来，你们做研究的，是该推动推动。”老杨说。
该拍照的也都拍了，老杨的话却让我有些脸红，虽说也做点研究，但实地来看，竟然还是头一回。再想想一百多年前，那些荜路蓝缕的修筑，那些初见铁路的惊喜，那些人流如织的行旅，是不该被随随便便忘记。
我心下一动，决定趁着天色未晚，开车到邻村的芦塘社去跑一趟。之前去过，那里有陈氏家族留下的一幢“举人楼”，有陈宝琛为陈炳煌族人书写的一副楹联，我记得是“兄弟睦家之肥，子孙贤族乃大”，字迹尤在。
当年铁路运行前，陈宝琛因筑路有功奉调回京，荣升为溥仪的帝师，也成为清王朝倾覆之前的“末代帝师”。而修路过程中，款项不继，接任铁路“总理”重担的陈炳煌又从中辛苦运筹，向交通银行借款50万大洋，才让铁路得以顺利修成而营运。
我想多拍些照片给邦哥，同时也记起徐教授说过，在台湾，有祖籍海沧的陈氏后人向他提起这条铁路，这些家族的故事印记，能多一些画面留在教授的遗作里是最好了。
作别老杨时，他已经风风火火地拿出手机，跟村里年轻人打电话说涵洞除草的事情了。
邦哥收到我发过去的图片，大为惊喜，并约定几天后到台湾，再行详叙。
“也许要替徐教授谢谢杨兄，唉。”邦哥在电话那头叹息了一声。
开往上海的动车上，照例是人头攒动。满载人们各种愿望和期待的列车，以一百多年前无法想象的速度与效率风驰电擎，场景稍纵即逝，世界精密互联，这其中有多少名字、无数故事、几许情愫，大可忽略不计，却又会在不经意间，以顽强的逻辑，在历史与时空横截面上，留下路径交错的数据与密码。
火车的报站声响起时，我默默地在想，几天后到台北，应该还来得及去到教授的告别礼，献上一束素洁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