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往常我和孫義璽至少得乾掉兩斤白酒，多年的酒搭子能夠不散伙並非易事，酒量得持平不說，共同的愛好和七七八八的觀念也得相差不多，即便沒話說，沈默的叮咣碰杯也能自成節奏。
我倆都有過一段近乎身無分文的日子，躲在城中村中不敢上街，整日以文學青年自居、閉門尋句，妄求一天成為用詩歌換黃金的響當當人物。除此之外，我會從菜市場買一把手工面，三塊八一斤的散裝白酒來到他的住處，等他用電磁爐煮一煮撈在碗里，撒上味精、花椒面、辣椒面、鹽，再起鍋燒一點點油，趁剛冒煙的時候澆在上面，隨便用筷子攪兩下，幾乎不嚼的咽下去。在他的硬板床上摸著肚子躺一會，起身倒酒，喝到吐為止。
這樣的日子過了不到半年，兩個人的話就少了起來，開始我還會沒話找話，他也不攔著，偶爾盯著我用酒遮尷尬的樣子哈哈大笑，然後說：「行了行了，沒話就甭說了。」
後來就再也沒有話說，酒杯碰酒杯的聲音、碰桌子的聲音、在桌子上摩擦的聲音。孫義璽是個老實人，終於有一天，他放下杯子看看我：「看著你也挺討厭的。」
兩個人的日常酒局就此結束。
今天挺奇怪的，我從外地回來，出了長途汽車站直奔他樓下，孫義璽還是穿著兩年前那條十五塊錢從市場上買回來的方塊花短褲，八塊錢的塑料拖鞋，赤裸著上身叼著煙看著我壞笑。他已經有了接近花季少女的胸部，肚子挺起來也像初階孕婦，「才剛四月，不冷嗎？」他沒理我，拉著我走向超市，他在貨架後面說：「喝點啤的完事。」
來時的電話中大概瞭解到他最近經常會不知所以地狂吐，早上一回晚上一回，我習慣性地勸他去醫院瞧瞧，他不以為然：「脊椎、腰椎的問題，這幾天忙著找人拍婚紗照，完事兒再說，娘的，現在拍個婚紗照這麼貴。」
二
沒了和孫義璽的日常酒局，我開始一個人在村裡日常遊蕩，和樓下小賣鋪老闆聊天借機蹭煙，在洗頭房跟前一趟趟來回走，希望運氣好點目光能穿透玻璃門進入姑娘短裙裡面的黑暗，也偶爾湊在下象棋的人堆裡，對那些看著不順眼的老頭冷嘲熱諷釋放怒氣。老解就是我經常釋放努力的那個人。
老解四十多歲，體型偏瘦，卻給人的感覺圓乎乎的，這說明他以前胖過。頭頂除了一塊桃心型的絨毛，其他地方鋥光瓦亮。他在村裡下棋出了名，一手拿著吃掉的棋子，一手在腳上亂摳，嘴上也不閒著，「哎，走不走嘛？」「有啥尋思的嘛？」「咋回事兒？走不動了？」非但如此，不許悔棋是不成文的規矩，老解不管規不規矩，走錯一步就再把棋擺回來：「不這樣走，沒看見。」
每到這時，我就在人群裡叫喊：「那個桃，要不要臉啊，頭上桃心的那個桃……」
下棋的老頭都不喜歡老解，不完全因為他嘴碎悔棋，而是下不過他。下棋的老人多是村裡的土著，老解是租戶，本來身份上生著一層優越，卻常被老解整沒面子，所以多數時候老解只有圍觀的份，只有一方輸急了，才把老解喊過來：「老解，你來。」
老解從不負所望，他贏一局，就有人讓他起來：「老解，來，讓我來。」老解不聽，這時候，所有下棋的老頭就倒向一邊，嚼他耳根子，老解有時心情好：「行，你來你來。」然後躲到人堆里，對下棋的人指手畫腳，不光是下棋的人，看棋的人也煩老解這樣。當然，也煩我。
逐漸成為所有人共同厭惡的對象開始，我和老解自然熟了起來。
三
「我少喝點，你多喝。」 孫義璽等一次性紙杯子裡的啤酒沫下去一點點，就倒入一點點。
「你隨意。」我等不了杯子里的啤酒沫完全消失，拿起來一口乾，孫義璽繼續往杯子里倒酒，我點上一根煙：「二十六嘍，早該走這一步，該結婚結婚，該生子生子，該離婚離婚……」
話沒說完，孫義璽放下酒瓶，從沙發上站起來跨過我衝進廁所，緊接著廁所里傳來一聲嘔吐的聲音……
「之前就是這麼吐的？」
他揉搓著臉，輕點頭：「十點，每天都差不多是這個點，一會兒還有一回。」
果然，也就半個小時，他又一次衝進廁所。
「這麼嚴重咋不去醫院看看？」
「不用，吃藥著呢。」
「啥藥？」
「治頸椎的。」
「是頸椎的問題嗎？」我繼續倒酒。
「誰知道，之前覺得是頸椎壓迫神經才吐，這種病多著呢，這幾天吐的越來越頻繁了，我有點害怕，不會是啥大病吧？」
「懸，你不會和老解一樣吧？」
他睜眼盯著我：「放屁，我和他一樣我還活不活了？我他媽馬上結婚了。」
誰也沒想到，那天從我嘴裡說出的兩件事，全中了。
四
老解是一名藝術家，行為藝術。
和自稱為藝術家的人不同，老解真正參加過一些圈內知名的展覽，在圈內聲名鵲起的那兩年，他做了一個決定：去北京。
不忍讓「小」環境限制自己「大」發展的老解剛走出北京火車站的瞬間，一陣狂風吹來，六七十斤重的箱子吹出去兩三米，老解看著倒在馬路中央的箱子心想：北京是牛逼啊。
安頓好，見朋友，喝酒，一瓶就吐，他不介意，雖然他總是疑問：酒量怎麼突然變差了？
老解從未覺得自己是凡人，幾天大酒下來便結識了一幫藝術家朋友，很快，他加入了這幫藝術家組建的足球隊，和附近的企業員工組成的足球隊定期打比賽，每場比賽結束後，他更能感到身體的疲態異於常人。
後來，鼻子出血，在夜晚，無聲無息，慢慢流出，快速結痂，好幾次在夢中憋醒。再後來，他幾乎爬不上北京六環外四樓的出租屋。
其實那個時候，老解的兩個腎已經完蛋了。
四月，剛剛踢完最後一場球的老解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出氣容易進氣難，在鄰居的幫助下住進醫院，迎來的檢查結果是尿里兩個加號的蛋白質，血肌酐864，腎臟大多數纖維化（壞死）。這一切數據指向一種病症：尿毒症。
五
剛下長途車，就接到了孫義璽的電話：「我昨天去醫院檢查了。」
「咋樣？沒啥事兒吧。」
「結果還沒全出來，按目前的結果看，很有可能和老解一樣。」
「尿毒症？」我一個激靈。
「醫生的意思是有可能，最終確定還得等全部結果出來。」
「扯，那群白大褂以嚇唬人為樂知道不？醫生幹時間久了都變態。」
「我覺得也沒這麼玄乎。」他口氣緩和了一些：「哪能這麼巧啊，對吧？」
「不是跟你說過，你得的肯定不是老解那病，老解那病就不是你這樣，不可能是下一個老解。」
「那天你可不是這麼說的。」
「我那天咋說的？」
「你說我有可能和老解一樣。」
「趕緊拉倒吧，我那是喝多了。」
……
第二天早上十點多，他再次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是另一個消息：
「確診了，尿毒症。」
「啥？」我意識到這是真的，孫義璽不會說假話。
「尿毒症，腎衰竭。」
「真和老解一樣啊？」我下意識脫口而出。
「你這張逼嘴。」
六
慢慢和老解熟識之後，蹭飯的地點就改在了他家。每天下午去看下棋，老解一准兒在，我倆看到飯點，去菜市場買幾塊錢菜，兩塊錢饅頭，飯飽之後天就黑下來，我倆每人搬個凳子坐在天台上，坐到睏。
那段時間老解剛剛出院，病情還不穩定，每個星期去醫院復查，查血查尿查肌酐，和護士調情，和病友聊天，每個星期三風雨無阻，每次去之前，他都想辦法找到我，說：「陪我去看看。」
每個週五的下午，有時是早上，他都會去醫院對面的院子，一樓是一個小旅館，進入一個窄門，一個單間，一個和他同樣看起來圓乎乎只是顯然很胖的男人在裡面等待，幾個患有同樣病症的人圍在胖子身邊詢問病情，胖子做簡短回答，然後從櫃子上拿出三盒藥給他們，每個人都一樣，標配。每次去之前，他都對我說：「陪我去看看。」
再後來，老解喜歡一個女孩，想了許久，打算給女孩送束花，正好他一個同學開了家花店，他就對我說：「陪我去看看。」
還有很多有一遭沒一遭的事情，售樓部包裝、商場開業等各類雜活，只要有，他就幹，幹之前，他都會對我說：「陪我去看看。」
老解下面有一個妹妹，孩子都上一年級了，四十多歲的他至今還單身，自從他出院之後，家人催他結婚的聲音就沒間斷，他當然知道傳統的思想在父母心中回旋，對於這個家來說，男人生的孩子才是真正的根兒，但這件事對他來說，又談何容易。
「我真想找個妓女，給她幾萬塊錢，給我生個孩子，完事她走人。」
「你有幾萬塊錢嗎？」孫義璽不止一次罵過我不會說話。
老解每周去拿一次藥，一次三盒，藥店裡常見的那種藥盒子，是一個星期的量，差幾塊錢不到一千塊。這種藥，老解要吃到死。
我問過老解為何拿藥都要來這種地方，對面就是醫院，這地方怎麼看都不正規。
「醫院裡貴。幾倍的貴。」
「便宜這麼多，你不怕買到假的？」
「什麼是假？」老解反問我，「吃了沒事就是真的。有些病，要命的不是病，是錢。」
七
確診的當天，孫義璽在未婚妻的陪伴下拎著水壺洗臉盆住進了腎內科的病房，他的父母從農村趕來，看著一身病號服的兒子躺在床上，說不出一句話。
未婚妻出門買了點水果，護士偶爾過來問幾個病情之外的問核實病人資料，孫義璽一一作答，父母頻頻起身，連連彎腰點頭。
「回去吧，在這又幫不了啥忙。」
「回去弄錢，我這病，需要一堆錢。」
……
買完火車票的老解，懷揣著兜里僅有的八十塊錢在離縣城最近的一站下車，改乘長途汽車，父親在長途汽車站等他。
老解坐在父親摩托車的後座上，在回家的路上，在病房可以望見草木的陽台上，老解和孫義璽，是否意識到這本是萬物生長的季節。
八
有老解的「前車之鑒」，孫義璽非常清楚，能救他的辦法只有兩個：終生透析或者換腎。
老解在家裡呆了四天，身體開始出現意識障礙、嗜睡、昏迷，學名叫：電解質紊亂。他不得不進入離家最近的縣醫院，一針利尿劑讓他排空體內多餘的水之後，隨之而來的檢查結果告訴他，必須要住院治療，並且，最好到省城。
同時，他也清楚了利尿劑的作用正是在他腎臟無法工作時的強制之舉，最讓他絕望的，是醫生將中醫療法一棍子打死：「與肝肺細胞不同，腎小球是無法再生的。」
他必須接受自己的腎臟完蛋的事實。
老解在父親的陪伴下回到了家，徑直回屋躺在了床上，母親和妹妹就圍了過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一絲死亡的氣息，幻象中，身邊的親人，都成了收屍者。
他害怕了，強忍著病痛和清晨一同起來，在省城的醫院裡，簡單檢查，一夜時間，肌酐從1180升至2448。他第一時間被送進了透析室。
這家蜚聲全國的醫院，從建院開始，最高的記錄曾是1686。
九
孫義璽怕得要死，恐懼和死亡的陰影圍繞著他。一星期後，我提著一袋子蘋果來到他的病房，裡面還有我們共同的朋友舒志傑、王建。
他看上去沒有想象中頹靡，或許和早上剛透析完有關，替代腎臟工作的透析機清除了他血液中的毒素，讓他暫時輕鬆，雖然幾天之後，沈積在血液中的毒素需要再次清理，周而復始。幾句簡單寒暄後，大家陷入靜默。他的未婚妻洗了三個蘋果遞給我們，推讓中，他才又恢復了點活力。
病房內有三張床，孫義璽佔中間，左邊床上躺著一位約莫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閉著眼睛，不知道有沒有睡著。右邊的床是空的，有人躺過的痕跡，不一會兒，一名中年婦女走了進來，將手裡的塑料袋放在那張床旁邊的白色櫃子上，我起身，將屁股下的凳子拿給她。
「你坐著，沒事。」
話音未落，一個和孫義璽年齡相仿的病人走到那張空床邊，幾秒鐘後，他躺了下來。
「陽台坐會兒吧。」 孫義璽起身，帶我們來到病房後門連通的陽台上。所謂的陽台就是病房後門的過道，十幾間病房連城一片，醫院把它像陽台一樣封了起來。旁邊病房的家屬三三兩兩在陽台上抽煙。
「想辦法弄點捐款。」孫義璽突然開口。
十
捐助是重症司空見慣的有效辦法，早在老解住進醫院之後，他藝術圈的朋友們就在外整天忙乎為他捐款的事情。一幫行為藝術家走上街頭，做著在常人看來無法理解的行為藝術作品。有點資源的朋友，紛紛在網絡上發佈老解的求助信息。各路匯集的錢統計在一起，與昂貴的醫藥費比起來，仍杯水車薪。
老謝是幸運的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藝術家將一筆足夠老解進行換腎手術及術後一段時間醫藥費的捐款打入他銀行卡上的時候，老解不得不服用降壓藥來緩解震驚帶給他的不安。
更為幸運的是，三個月後，一聲槍決過後，等候在刑場的醫生將死刑犯的腎進行灌注處理後，將腎放入裝滿冰塊的盒子裡，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手術室。與此同時，已麻醉的老解已經躺在了手術台上。
手術之後，走出隔離室的老解看到新鮮的尿液終於不再是礦泉水般的純淨色，捧在手裡靠近鼻子，一股腥臊的氣味告訴他：他活了。
如今體內裝著三個腎的老解已經走過了換腎之後的第四個年頭，除了一些需要忌口的東西，已和常人無異。孫義璽就是在老解換腎之後的第四個年頭患上了和老解一樣的病，加上老解幸運到可以成為傳奇的經歷。孫義璽同樣希望自己能夠順利得到一顆健康的腎源，也能從天而降一位好心人，解決他病中一切的費用問題。捐款成了必須。
十一
從天而降給孫義璽捐助巨款的人還沒出現，他未婚妻就跑了。
那天一大早，孫義璽去做完透析已經中午了，未婚妻陪他回到病房之後說回家拿生活用品，孫義璽等了一下午，覺得情況不妙，他向護士請了幾個小時假，回到家，未婚妻和一切屬於未婚妻的東西，都不見了。
他知道發生了什麼，電話關機，當然信息也不會回，孫義璽看著那些空置的地方，灰塵和時間證明它們確實存在過，比生病更大的一種絕望從地面爬上他。
他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車回到醫院，給所有認識他未婚妻的人訴說發生的事情，並希望他們在自己能夠聯繫到的範圍內得到未婚妻的一絲聲音。
這些人中，包括我。
結果是一樣的，無聲的靜默存在了兩天，然後，所有認識他未婚妻的人再也聯繫不到她。她刪除了他身邊朋友和家人的所有聯繫方式。
這樣的結果，孫義璽想到過，悲觀的人對悲傷的事情總有莫名的直覺。未婚妻的父母曾坐了九百多公里的火車趕到醫院，看望他們未來的女婿，從他們冷靜的舉止中，他意識到這件事最終的結局。
事實發生後，孫義璽言之鑿鑿：
「他爹媽根本不是來看我的，就是來看他們女兒的，看她是否承受的了。」
「順便看看我是不是快死了，好讓女兒趕緊放手。」
「我一點都不怪她，誰會嫁給一個尿毒症病人。」
髒話、嘆息、陰陽怪氣中的憤怒、絕望、嘲笑在他內心播散開，在阻止這些情緒播散的地方，通通被割裂出傷口。
「我真想找個妓女，給她幾萬塊錢，給我生個孩子，完事她走人。」曾經說出這話的老解在孫義璽生病的時候，已經走過了婚姻的第二個年頭。他的妻子來自四川，身邊的朋友很少知道他們是怎麼相識的，總之，她不嫌棄他失去的一切。
世上應該沒有完美的幸運，他們結婚之後不久，老解就自己住進了醫院，我以為是他身體出現了排異，急匆匆趕到病房：「住這麼高級的病房。」他沒理我，偷偷帶我出來抽煙。「嚴重嗎？」我邊走邊問。「沒事兒，就想出來呆兩天。」
「出什麼事兒了？」我抽出一根煙，他從我手裡搶了過去放在自己嘴上，我看了他一眼。「沒事兒。」他解釋：「前兩天確實不舒服，住了兩天，媳婦兒天天叨叨耽誤工作、賺錢亂七八糟的，索性多住兩天，清淨。」
孫義璽和他未婚妻再沒有交集，一年後，老解的妻子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孫義璽也沒有碰到過從天而降捐助他的人。
十二
來自農村的孫義璽和老解沒有醫保，對於尿毒症病人來說，醫保確實是減小負擔的重要方式。
老解常給我講他住院期間碰到的各樣病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幾乎每天都能見到病房的床位突然空了的情況，這說明病人出院回家了，絕大多數，「回家」不等於出院，醫療費太貴了，回家就意味著放棄，放棄後只有一個結果：死亡。
出院後的老解為了負擔昂貴的藥費，不得不快速調整身體，靠自己的美術專業底子進了一家朋友介紹的高考美術培訓班做老師，他帶的是薪資最高的「包過班」，進入這個班的學生，高考過線的幾率很高。
其中一個學生的母親在政府工作，出於讓老解照顧自己家孩子的目的請他吃飯，飯局上，老解講述了自己的病情，學生母親當即表示，可以把老解的戶口遷到省城。
依靠省城戶口，老解後來回到之前的老闆身邊，將自己的醫保落在了這家只有不到三十個人的小公司。
那是2010年左右，所有重症的病房周圍，都徘徊著販賣醫保的「業務員」，他們告訴所有病人：兩萬塊買一個醫保，一個月生效，終生享用；三萬塊買一個醫保，三天內生效，終生享用。
靠著農村合作醫療緩解經濟壓力的孫義璽動了心，整體算下來，醫保相比農村合作醫療能夠讓他後半生少付出至少一半的錢，這只是粗算，細算下來，還會更多。
但兩三萬的價錢，還是讓他覺得太貴了。
十三
孫義璽剛剛生病的時候，老解隔三差五的會去醫院看看他，順便和熟悉的護士醫生聊天，他倆住過同一家醫院，擁有同一個主治醫師。
僅僅是認識，在醫院所受的待遇就完全不同，護士對他的口氣緩和下來，醫生常常單獨來詢問他的病情，問完就走，好像病房中其他病人不存在。
權衡再三，孫義璽決定把買醫保的錢給醫生，目的只有一個：為了盡早取得腎源。孫義璽算過一筆賬，如果不換腎，他每周要透析兩次，一直到死，其中的花費不可計算，但要能夠換腎，一次性的手術費雖然貴點，以後除了吃藥，就不用透析，長遠來看換腎更經濟。
三個月之後孫義璽有些著急了，在他眼裡，老解就是入院三個月進行的換腎手術，而他，還沒有腎源。
他的主治醫師告訴他如今的腎源已經不像四年前老解入院的時候容易得到，除了死刑犯大大減少，自動捐獻的人寥寥無幾。
孫義璽能做的，只有等。
這一等，遙遙無期。
一年之後，孫義璽放棄了最早換腎的想法，我勸他耐心點，一年都等了還怕什麼。他嫌我不懂：
「我現在一點都不著急，是你不懂這裡面的事情。」
「你懂。」
「聽沒聽過久病成醫？」他點了一根煙，雖然醫生極力阻擋所有尿毒症病人抽煙，但他只打算聽一半：少抽。
「啥意思？」
「就是透析，透析最健康。」
「你是不是透析上癮了？」
「給你說了你不懂，腎換了能不能保證永遠不壞？」
「老解說了，這事兒就是一年看兩年，兩年看五年，五年看十年，十年看二十年，就是說一年只要不出事，可保證兩年不會出事，兩年不出事……
「行了行了。」 孫義璽打斷了我：「你見過二十年不壞的嗎？」
「見過一個十年的，陪老解拿藥的時候，他一個病友，女的。」
「才一個？我還不到三十，就算二十年，我五十的時候壞了咋辦？」
「你是不是害怕啊？」
「廢話，你不怕啊？我大不了透一輩子析，起碼安全不出問題。」
「那得多少錢啊？」
他把煙扔到地上，腳捻了幾下。「我現在不怎麼在乎錢了，一旦有了病，錢怎麼省都沒用，還不如對自己好點，我以前一周透兩次，現在一周透三次。」
十四
時間一久，身邊的朋友都開始和孫義璽保持距離。
有一個我知道的原因，是孫義璽告訴我的：
「你說我要和醫院打官司怎麼樣？」
「為啥？」
「我有丙肝。」
「丙肝？」
「尿毒症病人幾乎都有，一般都是在透析的時候感染的，國內的透析機普遍有這個情況，不乾淨。」
「那就是醫療機械有問題，按理來說能打，但你想沒想過，你住的是部隊醫院？」
「我想過，所以拿不定主意。」
「丙肝到底是個啥病？」
「反正有可能很嚴重，會傳染。」
我一愣。
「前兩天我一朋友來看我，本來要吃飯，聽我有這個病，找了個藉口走了。」
我和老解變得陌生起來。
孫義璽在糾結要不要花錢買醫保的時候，曾想借助老解把醫保落在他現在的公司，畢竟他也曾是公司的員工。礙於面子，且他和老解的私人關係沒有我親密，想讓我問問老解。
老解答應的很痛快，「過幾天回復你。」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有些著急，問老解：「老解，孫義璽醫保的事兒給問的咋樣了？」
「哎呀，這個……不好辦。」
「咋不好辦？」
「人家沒同意。」
我聽老解的口氣遮遮掩掩，「是沒同意還是你就沒問？」我再次估摸著老解剛才的語氣：「這事兒是不是你壓根兒就沒問啊？」
老解鈍了鈍：「實話給你說吧，我沒問，問了也不可能答應。」
「你得試試啊。」
「你咋一天還是沒腦子，不到三十個人的小公司，倆尿毒症，一看就是假的，萬一查下來，我這醫保也保不住。」
孫義璽的命是命，老解的命也是命。
我選擇了沈默。
我向孫義璽撒謊。
「沒事兒，我估計也不好辦。」
我只能無奈地想，如果健康多好啊。
在生病之前，老解在他混的那個圈子，永遠是飯局上的明星，逢喝必大，逢大必上桌子，上桌子必朗誦詩歌，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如何看不慣。
在生病之前，朋友一個電話，他連門都不關，跑出去一玩就是幾天，房門就那樣敞著，不擔心丟東西，也沒丟過東西。
在生病之前，老解泡妞的套路大多是給小女孩看手相，看著看著就對女孩說：「姑娘啊，你這手相太複雜，要想看得准，得看全身相啊。」
這那是一般的健康，簡直是燦爛，萬丈光芒。
十五
誰知道，我和孫義璽後來的關係更糟。
他生病不到一年，我抽調回來，離他又近了，我常常陪他進山，廟里待一待。
更多的時候，他自己閒逛，節假日或晚上，如果離我住的地方近，會打電話確認我在，過來坐一會兒。
有時他會陪我喝點酒，差不多一口的量，他一點點抿，抿到十點四十，回家。他新租住的地方有門禁，必須十一點之前到家。
今天也是這樣，正好我在吃飯，我讓他一起，他問我要了一隻一次性杯子，到了一點酒，什麼也沒動，自從他告訴我自己得了丙肝之後，就再也沒有動過我的碗筷。
和往常一樣，十點四十，他下樓離開，不到十分鐘，就接到他的電話：「我路邊磕了一下，可能膝蓋碎了，你趕緊下來，送我去醫院。」
我嘴上答應著，卻不緊不慢換衣服，心想「膝蓋是說碎就碎的東西？病的越來越像小孩。」
我下樓，看到他坐在路邊的綠化帶旁，我把他扶起來，他一隻腳著地，嘴裡發出疼痛的嘶嘶聲，「輕一點。」扶穩之後，招手攔了輛車，下車的時候，他那只受傷的腿已經完全無法著地。
把他背到病床上，醫生過來看了看，讓拍片子，七八分鐘，CT室的人拿著片子出來：「碎成渣了都。」
我大驚。
醫生看過片子，看他瘦得不正常的樣子，問：「你之前還得過什麼病？」
孫義璽把自己的病情做了詳實回答。
「你這個膝蓋得動手術，至少床上躺一個月，我倒是能收你，只是到時候你透析肯定不方便，你最好聯繫你的主治醫師確認一下。」
孫義璽想了想，決定回他最早住的醫院。
我把他背到急診室，讓他在空蕩蕩的房間坐下，值班的兩個護士過來：「誰讓你們坐這兒的，這不能坐。」
「這不是看病的地方？」
「誰看病？你還是你？」
我指了指孫義璽。
「啥病？」
「磕了一下，膝蓋磕碎了。」
「看不了，沒醫生，明天早上來。」
「他這樣走不了路。」
「我們不管，反正這坐不了，趕緊走。」
「我他媽給你臉了？」我一股火起，用手指著護士的鼻子，「你們相互看看，你們有一點護士的樣子沒？」
「那我們不管，晚上這不能留人，你們要待，外面待。」
我還想說什麼，孫義璽一把拉住我：「背我到外邊去。」
我把他背到大樓門口，他掏出電話打給他的主治醫生。一會兒工夫，他掛掉電話：「把我背到住院部。」
按照他主治醫師的交代，我們來到骨科，讓護士叫醒值班醫生，醫生問了問病情，拋下一句「你這病我們醫院收不了」就轉身離開。
孫義璽再次把想拉住醫生的我制止住：「膝蓋本身不是什麼大手術，主要是我這病，一般醫生都不想擔風險。」
「有啥風險？」
「他們怕我死在他們醫院。」
孫義璽沒讓我去護士台問護士要個病床車坐會兒，來回的折騰，已經五點多了，孫義璽的意思是等到明天醫院上班，直接找他主治醫生。
兩個護士拿著手機打遊戲，說沒有多餘的病床車，我不相信，他隨手一指：「你看樓道里全是病人，沒有空的。」我又開始說好話，倆人更不理我了。
孫義璽在遠處喊我，我走回去，他接著給他主治醫生打電話，按照主治醫生的辦法，他重新敲開值班醫生的門，好久，值班室開了一個縫：「啥事兒？」
孫義璽把電話遞給他，他接過電話餵了一聲，電話那邊幾句話，他打開門，把我們帶到護士台，讓護士給我們打開後面的一個房間，裡面有一些雜物，還有一張病床車。
「只能待到八點，一上班就得離開。」
我和孫義璽同時說謝謝。
孫義璽坐在車上，開始給家人打電話，說病情，開始著急、發脾氣，最後對著電話大吼一聲「準備錢」就掛掉了電話。
「我一會兒得去趟單位，早上有事兒，昨天安排好的，你自己行不行？」我問他。
「我這種情況身邊必須有人。」說著，他讓我等會兒，他開始打電話，一路下來，只有一個人接，並答應馬上過來。
「他差不多半個小時，半個小時，你能等吧？」
「差不多。」我輕輕打開門看了看背對著的兩個護士，遊戲正打的入迷，關上門，我打開窗戶，點了一根煙。
他開始說他得病之後朋友和親戚的態度，說我倆之間，甚至說到那次捐款，我如何甩手不幹。
我敷衍著，看錶，希望他朋友儘快到來。
第二天下午，忙完所有事情，我打電話問他病情如何，他告訴我早上就把手術做完了，之前的醫院死活不收，最終還是去了別家，我問他要不要我過去，他說不用，並說昨天晚上墊付的費用會還我。
就掛了電話。
再之後，他刪除了我所有的聯繫方式。
十六
和老解慢慢熟悉起來之後，有一段時間，他總跟我說：「晚上住我這，反正你回去也一個人。」我隨口就答應了，兩天下來，我就受不了了，叫嚷著要回去。
老解作息正常，每天晚上十點左右上床。他睡裡邊房間，我睡外面房間的沙發上，睡不著，就看書抽煙，幾口下來，肯定把他嗆醒。幸好沙發靠窗，我打開窗戶，邊抽邊拿書往外扇，還是不行。
「別抽了，睡吧。」
那時候，我挺煩這種病人身體的敏感。不止一次想回去，雖然老解一直說：「別回去了，住我這。」
大概過了兩年，老解的身體才慢慢恢復成常人，有一天，他對我說：「你記不記得我剛出院那段時間老想讓你住我那？」
「記得，還不讓人抽煙。」我笑。
「知道為啥？」
「不讓抽煙還是老讓住你那？」
「那段時間我的身體狀態特別差，我擔心睡著睡著就死了，死倒不要緊，但身邊沒有人，就沒人知道我死了。」
回憶把我拉回那一年。
那一年，我二十出頭，不懂人情世故，沒經歷過生與死的咫尺，難以體會人生的意義。不客氣地說：就像一個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