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西街二十六號 | 尉天驄

上世紀五○到七○年代，台北市寧波西街二十六號是我姑父任卓宣帕米爾書店的所在地，一九六九年二月我結婚後半年，在帕米爾書店的四樓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正因為如此，這裡成為朋友們相聚的地方。當時陳映真事件的陰霾仍然籠罩著台灣文化界，讓人感到窒息。雖然陳映真事件與《文學季刊》沒有絕對的關聯，但人們總是把兩者聯想在一起；有一次在街上遇見林海音大姊，她把我拉到無人之處，悄悄地問我：「這下子總算吃了苦頭了吧？」她以為我一定被警總抓去問訊，我再三向她解釋，她一直都不相信，以為我膽小，不肯說出真相。這樣的情況多少發生在我們這一代朋友的身上，說是不怕，事實上是不知如何應對，一年多下來，大家都染上了濃厚的懶散的風味。

　打定主意結婚

《文學季刊》初辦的前兩年，朋友們大多以武昌街的明星咖啡館作為聚會的地方。大概彼此的看法與想法相投，自然成為熟稔的充滿著理想與夢想的一個團體。陳映真事件爆發後，這樣的聚會不知不覺煙消雲散了，朋友們相見時言詞間也深沉了不少，各自努力盤算著如何在現實中尋找一份工作，這種氣氛下，我和孫桂芝也就決定提前結婚了。

要結婚了，其實什麼也沒有。我的姑母尉素秋女士要我們先到她中和家裡住個半年，再搬去寧波西街二十六號的住處。事後我才知道，她強迫我與他們一起生活，主要目的是藉此向國民黨當局表示她已經在「管訓」我了。

我和孫桂芝沒經過什麼考慮就把婚事決定下來，說是安排，其實是無從著手的，兩個人既無積蓄，收入也只夠餬口，好在我是流亡學生出身，她是軍眷子女，不覺得貧窮有什麼可怕。既然彼此都不更世事，壓根也沒有想過有了家以後，生活會是怎麼一番樣子。剛結婚的時候朋友真多，家裡成了一群人活動的新天地，朋友又帶來其他的朋友，大家相聚為樂，非常自在，管它什麼樣的食物都一掃而盡。有的朋友像畫家莊喆從台中來（他當時在東海大學建築系任教），沒有地方投宿，乾脆就在我們家打地舖。

　寄居書店四樓

帕米爾書店原是一個二十坪的落後平房，一九六八年和鄰近四、五家的鄰居聯合拆除改建成四層小樓房。平時我姑父把家庭和書店的界線劃分得清楚嚴明，房子蓋好以後，我姑母特別標了一個會交給書店經理，表明我住在那裡沒有強占書店利益的意思。我們用鐵架和布幔把四樓的小公寓隔成兩間，後面靠巷道的一間做為臥室，前面靠寧波西街的一間做客廳和工作室。我的乾媽余宗玲女士送了一套二手傢俱，五姑尉靜秋女士送了一架半人高的小冰箱，牆壁上貼上幾張畫報上剪下來的藝術作品，這景象今天看來不怎麼起眼，當時卻很受大家的羨慕。浴室是沒有的，它和廁所在後走廊隔成一間，洗澡時得用一隻大鋁壺燒水應付。為了表示單獨出入的自在，我們平常都不走一、二樓的樓梯，而是從後面巷道另闢的一個小樓梯上去。隔壁鄰居把一樓租給別人開海產店，店家在後面巷道洗菜、清海鮮、堆積日常雜物，出入得先跳過一漥漥水塘，開始時讓人感到不快，不久也就習以為常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堪的走道，我們戲稱為〈桃花源記〉未入仙境前的「狹洞」。

反正沒有什麼財物，我們出門往往是不上鎖的。朋友們來了，即使我們不在，他們也會在前面客廳裡抽抽菸、喝喝茶，然後揚長而去。居處雖然很小，來往的人卻經常不斷，其中，年長的何欣先生、子于先生因為家住在泉州街和建國中學一帶，每隔二、三天（甚至每天）晚飯後都到我家來聊天。同輩經常來的則是李南衡、鄧國川、黃春明、七等生和年輕我們一截的奚淞、蔣勳、王津平、施叔青、李昂，他們帶來他們的朋友，大家很快成了熟人，像王拓和王曉波就是這樣認識的。唐文標第一次到台灣來，打電話說要來看我，二十分鐘不到已經踏進家門，大家正要吃飯，便邀他一起入坐，他高興地說：「台灣真好，一隻碗一雙筷子，就讓人有了家的溫暖。」

　同情少年小偷

那時實行公教人員配給制度，每個月我們都去天津街警務處附近領取每月的米、鹽、油等配給品，我和孫桂芝兩人挑著一根竹竿和一只大口袋把領取的物品抬回來。因為我們二人飯量不大，便把其中一半轉賣給發配處，拿了錢就買一大批魚肉回來和朋友們共享，名之為「打牙祭」。有一次吃得太高興了，也多喝了點酒，第二天清晨發現打地鋪的莊(吉吉)褲子不見了，後來在後走廊找到褲子，才知道著了小偷。那個時候既無冷氣，也沒電扇，天熱了，後走廊便是我們最好的通風處，為了不願過道風被阻擋，我們便把一堆空瓶子拴在繩子上，掛在後門和浴室的紗窗邊，作為簡單的防賊設施。一天晚上，我們聽到瓶子落地的聲音，以為巧計得逞，跑去一看，才知道瓶子被大風吹落，把洗臉的瓷盆打破幾個洞，我們只好拿一個塑膠盆子作為洗臉洗澡之用。後來許國衡的太太王幼薇回台灣探親，不時到我們這裡來鬼混，實在看不順眼了，叫店家來換了一個全新的洗臉台。

小偷倒也被我們抓到了。一天中午我們正在午睡的時候，樓下書店傳來「小偷已經爬上了四樓」的訊息，我們樓上樓下兩相合作，抓到一個國中生模樣的孩子，我們還在追問的時候，孩子的父母已經趕來，流著眼淚向我們求情，但是書店的經理早已聯絡了派出所，把孩子被警察帶走，等候法院的裁定。一個星期之後接到法院通知，我只好親自到法院去，撤回告訴。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法院的經驗。

　文學凝聚人心

還有一個經驗值得一敘：我們結婚後生活雖然大致過得去，但有時也會碰到讓人窘迫的突發狀況，譬如突然來了一大群客人，桂芝就會趁人不注意之時，把她母親給她的戒指或首飾偷偷塞到我的手裡，讓我拿到南昌街的銀樓或當舖換現金。第一次做這事特別覺得難堪，怕遇到熟人，面子掛不上去，於是東看西看，見四處無人，方才快速進到店裡。

在寧波西街二十六號這樣一個可以隨意交談的地方，文學是大家共同的凝聚點，用文學來觸探社會真實的一面，社會的真實面同時也豐厚了大家的文學。這樣的往來讓人體認到生命的意義，即使閒談也有紮實的內容，像何欣先生和子于先生不斷述說民國以來的苦難日子，講魯迅，也講沈從文。至於老舍和傅雷在大陸上的自殺，大家無限感慨的同時，也因為距離的阻隔，對消息來源的真實性感到半信半疑。

寧波西街離金門街咫尺之遙，有一家廣文書局，出版的都是國學書籍，我便在那裡「認識」了馬一浮和熊十力。奚淞他們幾個則沉醉在弘一法師的世界。在物質氣氛逐漸膨漲的台北，這些知識對我們來說都有著很大的啟發，而李南衡帶來一本破舊的宗白華《歌德研究》，更成了我們難得的養分。奚淞改寫《封神榜》裡的哪吒故事，也是在這種思潮中蘊育出來的。

一九六○年代末期，時局雖然已經安定下來了，但仍瀰漫著慵懶的氣味，那是久疲於戰亂歲月而有的感受。戰爭已經遠去，未來仍然渺茫，再重要的事似乎都與自己無關。當時知識界流行著一句話「我們再也懶於知道自己是誰」，這句話雖然是從外地傳來的，但卻道盡大家當時的心情。現在回想起來，那種「懶於知道」其實是想從中探索自己的未來，於是在無可奈何之際，這類語言的一再反覆，就成為一種流行的風格，很多人稱它為自我傾訴。一九五○年代末期，台灣、香港等地新出的刊物《筆匯》、《現代文學》、《劇場》中，作家們便學著擺脫和超越政治的控制，用曲折委婉的方式來表達真實的自己。一九五九年前後，《筆匯》、《現代文學》出現現代主義風味的小說，像陳映真的〈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家〉以及叢甦的〈盲獵〉，其間雖然充滿虛無的情調，但獨白的語言卻很快地傳播開來，纏綿不斷的獨白也在當時進入台灣的翻譯作品中，隨卡夫卡、海明威、芥川龍之介，甚至於沙崗、原田康子等人的小說產生很大的影響。《劇場雜誌》介紹的新電影，如《廣島之戀》和《去年在馬倫巴》，經由喃喃獨白傾訴自我對歷史或現實的感慨和無奈，也對當時的作家們產生很大的啟發，突破了舊寫實主義的僵化。

　現代主義洗禮

受到這樣的影響，詩壇上原有的口號式吶喊便走向個人內心的探索。就連我自己在學習寫小說的過程中，也運用反覆不斷的語言來訴說內心的情愫，《筆匯》時期我曾經用不同的筆名寫過這類作品，如〈內陸河〉、〈變調的玫瑰〉，《筆匯》停刊和《文學季刊》創辦初期，我的短篇小說〈微雨〉中也出現過「這一定是雨季來了，我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也許是昨天，也許是前天，也許更久……」這樣喃喃自語的句子，王禎和便開玩笑說我受《劇場》刊登的現代電影劇本影響甚深。

當很多人都在試驗現代主義和現代電影的風格。《筆匯》刊登薩洛揚的作品〈喂！外面的〉、〈鞦韆架上的勇敢青年〉中的意識流也得到青年作家普遍的模仿。這是六○年代前葉的文壇現象，由於如此，詩人們才推動編選《六十年代詩選》和隨後的《七十年代詩選》，把台灣的文學推向現代主義的潮流之中。瘂弦的長詩〈從感覺出發〉、〈向馬蒂斯致敬〉以及其他同類詩人的作品就是如此誕生的。

俗話說「人多菜就香」，那時大家喜歡到我家湊合著做菜，每次毛蟲來，都指定要我做回鍋肉。這些年來很多朋友都有了家，聚會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但大家都忘不了毛蟲，這實在是因為他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沒有他生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這是第二次大戰後，也是赫魯雪夫解凍政策產生作用的一種現象。一九五七年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獲頒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不准出國領獎，但透過各種譯本，《齊瓦哥醫生》的憂鬱情調卻給人許多新的感受：一種新專制主義下的無可奈何，一種找不到出路的四顧茫然，一股甚至於比柴可夫斯基更悲愴的悲愴。這不僅是蘇聯的產物，也是韓戰、越戰之後整個世界所顯示的沉悶，「世界往何處去？」「人類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詰問於是就在人們的心靈中反覆起伏。

　　苦悶社會情境

透過志文書局「新潮文庫」一系列有計劃的知識性出版品，青年學子們開始接觸、生吞活剝、一知半解地由舊寫實主義轉向紀德、海明威、卡繆，再轉向齊克果或者再往上找到尼采和叔本華，用這些充滿存在主義思想的文學和哲學作品來解釋自己的處境和未來。那個時代青年作家的心情瀰漫著灰暗的、陰沉的情調，形成一種普遍的苦悶。大致說來，在那之前的幾十年中，因為受到戰爭和現實體制的影響，在認識事物、思考事物的觀念上都承受了過多因襲的觀念，承受了過多的約束，於是在與事物、與人，甚至與自己之間的認識上都隔了一層，這種舊式的感覺生活久而久之成為某種教條和束縛，無法發揮個人對事物真實的了解，不免顯得僵硬和虛偽，其最終的目的其實就是尋求真實的自我。

有人說二次大戰後的現代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影響下產生的逃避主義，這並非是事實。相反地，在集體主義長期的的支配下，現代主義是一種解放，讓人能夠重新認識自己的感覺，發現自己的感覺，欣賞自己的感覺，這樣才能使個人在個別的體認下，有了新的發現。感覺不是別人強加予自己的，這才是屬於個人的自由主義。

　　「尋根」的企望

這種解放如香港藝術家呂壽琨所說，屬於絕對的自我。然而，「屬於絕對自我的解放」有時也會為作者本身帶來很大的困境。自我傾訴變成任意的宣洩，成為只有作者自己才了解的語言。說它是啞謎，也不是啞謎。說它是哲學，也不是哲學。甚至於到了極端生澀的地步。這就是當時詩壇、文壇為「艱澀」二字爭辯不休的原因所在。王國維說過：「人與藝術文學的作用，在於隔與不隔」，當時某些新興的號稱現代主義的作品，便普遍的與自己生存的社會隔離開來，使得自己心靈陷入另一個型式的滯悶。而當時的台灣由於經濟的開始成長，舞廳、歌廳等庸俗的小市民物質慾求也普遍瀰漫開來，青年知識份子在心靈的追求上求上不得，求下不能，這種情況下，婚姻和家庭就成為人們最大的定點。

陳映真事件發生之後，在我決定結婚的時候，對於現實的處境，對於未來，心靈其實背負著很大的迷茫，希求在自己築起的家庭的樂園中得到安慰和休息。這是我接辦《筆匯》雜誌以來第一次在身心上感到倦怠，類似的倦怠感也出現在朋友們的身上，大家都有一種「尋根」的企望，想透過現實、透過歷史、透過人類的災難為眼前的世界尋求一條出路，雖然這條道路艱辛而且迷茫。

初中時我讀過一九三○年代出版、胡風翻譯的《山靈》，這本舊書是日據時期台灣和朝鮮的文學選集。其中，楊逵的〈送報伕〉和呂赫若的〈牛車〉給我很大的刺激。有一天李南衡來了，我從書櫃裡拿出這本書和他討論，他不僅對台灣文學史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而且對還活在世上的老作家做過很詳細的訪談，與他的談話裡，我得知葉榮鐘等人的風采，他更帶我去台北市廣州街的一條陋巷拜見病弱的王詩琅老先生。他說有機會一定想辦法蒐集出版他們的作品，這就是日後他以明潭出版社印行五大冊《台灣文學選集》的源頭。

說起李南衡，很多人大概都忘記他了，但那時他可是很風光的人物。他大學讀東海，笑口常開，幾乎不知世間有什麼不快樂的事。當時，聯合報副刊每週選刊一幅外國漫畫，主要人物的名字叫「哈老哥」，跟李南衡非常相似。所以在東海大學大家就把哈老哥這個綽號贈送給他。李南衡與人相處和諧，抬摃時常罵人「臭屁、臭屁」，他笑人家膽小的人為毛蟲。後來大家約定把毛蟲這個名字轉贈給他。於是，從東海大學傳播出來，年輕的文化界、知識界幾乎人人都知道毛蟲其人。直到今天，我們這批老朋友還是這樣尊稱他。

　李南衡的軼事

毛蟲之所以為人所知者。在當時，他是廣告界的前輩。那時台灣經濟剛要起飛，大學中新銳的份子大都在廣告界工作，他們首創辦了一個刊物叫《設計家》。郭承豐、黃華成、黃春明是其中為人所熟知的幾位，而毛蟲創辦的一份兒童雜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

那個時候正是留學生(特別是留美學生)在思考出走與回歸的問題，也是小說家於梨華筆下〈大衛的旅程〉到《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歷程。於是，留學界醞釀如何改進台灣現實和教育下一代的問題。林孝信等人在海外籌募《科學月刊》和王渝、夏沛然等人籌募兒童刊物的基金，就是如此產生的。然而李南衡在島內發行兒童雜誌，卻比他們更早一步。這是我所看過最好的兒童讀物，可惜今天要找到這份刊物卻是非常困難，原因是這個雜誌虧空得非常嚴重，動搖了他們家族的經濟基礎，在層層責罵之下，毛蟲只好成天流浪街頭，成綑成綑的書刊遭到怎樣的下場也就不為人知了。多少年來每次向毛蟲問起，他一直是苦澀的笑臉連連咕囔：「漏氣、漏氣」，怕人去揭他的瘡疤。這份雜誌的封面、插圖及版面設計出自趙國宗的手筆，天真燦爛又充滿鄉土風味，不知在國宗手邊是否還保存著這份舊雜誌？

　人一多菜就香

俗話說「人多菜就香」，那時大家喜歡到我家湊合著做菜，每次毛蟲來，都指定要我做回鍋肉。我的手藝沒有別的，只是偷學了商禽的兩套本領，上好的辣豆瓣醬加上半瓶酒釀，每次一大鍋熱呼呼地端上桌，不到半小時就被毛蟲狼吞虎嚥下去，至於他到底是食而知其味或者食而不知其味，那就不得而知了。這種「家」的感覺大概觸發了毛蟲結婚的念頭，有一天，他跑來告訴大家，有一個朋友要為他辦一次相親大典，於是大家就湊合著為他做各式各樣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笑的時候要嚴肅一點，不要輕浮。相親那天大家都在我家等候消息，誰知他一進門，就露出失望的眼神，直說：「不行不行」然後說：「如果真的要我選，我寧願選那位陪著來的那位小姐。」他既然如此深情，大家便鼓勵他另闢戰場。結果不負眾望，半年後這位小姐就成了毛夫人，大家都尊稱「毛大嫂」。他們連續生下三個小毛蟲。

這些年來很多朋友都有了家，聚會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但大家都忘不了毛蟲。這實在是因為他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沒有他生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毛蟲很少表示他要當作家的意願，也不擺文人的架式，但他客串翻譯的作品，如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原著的《野草莓》、美國劇作家阿爾比的《動物園的故事》以及一部賺人眼淚的越戰《兒童詩選》，不僅給予當時的青年作家們很多啟示，也使人在人生的況味中多了深一層的思考。毛蟲給人的印象雖然是一副哈老哥的樣子，但他對我們的社會的現象卻有著很冷靜的認識。他曾經寫過一系列的小說「MADE IN TAIWAN」，雖然朋友們叫好，但他一直沒有拿出來出版。幾年前，他的女兒問起他爸爸寫小說的事，我就問她：「妳可知道妳爸爸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她立刻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毛蟲！」然後笑得半天直不起腰來。

誰想到此公在花甲之齡，竟然考進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進修，弄得學校秩序大亂，不知誰是老師，誰是學生。所以，他拿到碩士學位以後，沒有一個博士班敢再收他。

既然日子滿帶著憂鬱和徬徨，很多事便只能命定式地等待奇蹟出現。因此，《劇場雜誌》主導演出貝克特的《等待果陀》便有了更嚴肅的意義：人們企求的親情、愛情、婚姻飄浮不定，從而產生無限的虛無感。朋友間經常出現這種無可奈何的現象，《等待果陀》到底是喜劇還是悲劇，就更加難以分辨了。

　約瑟芬的遭遇

毛蟲辦兒童雜誌的日子，除了常在寧波西街二十六號走動以外，另外一個主要的活動地點是德惠街一位洪小姐的住家。這位洪小姐和毛蟲原是格蘭廣告公司的同事，暫時住在德惠街總統大飯店旁她舅舅一棟等待拆除重建的小洋房。洪小姐名瑞英，靜宜英專畢業，英文說得非常流利，認識她的人大都用英文稱她「約瑟芬」。她家的客廳那個時候就被拿來當作兒童雜誌的辦公室，趙國宗把客廳牆壁四周畫得五顏六色，到了那裡，誰的心靈都會自然得到解放。因為毛蟲的關係，我和他們熟悉起來。洪小姐是一位從容自在的女性，我根據拿破崙和約瑟芬的愛情故事稱她「皇后」，她也欣然接受。

洪小姐有一位熟悉的男性友人是美國駐台的外交官，年輕瀟灑，大家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麼，因為留著小鬍子，就直稱「小鬍子」而不名。他說他和陳映真有過多次的交往，但並不熟識，就繞著圈子向我們打探有關陳映真的事物，甚至在陳案判決以後，還一直保持著關切的態度，他最關心的一點，便是陳映真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其實，一九六七年到台北美國大使館抗議的五二四事件，陳映真已經被人拍下撕毀美國國旗的照片。小鬍子與我們周旋了半年並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情報，就和一位漂亮的電台小姐結婚離開了台灣。

　愛情的政治味

約瑟芬的事情其實只是CIA和007這類故事，想不到真被我們遇到了。情感上的遭遇卻為洪小姐留下了難以抹煞的傷痕，不久就搬去日本。這類故事如果好萊塢拿來拍成電影，說不定是一部香艷又賺人熱淚的愛情故事，但真實經歷以後，它帶給人的卻是另一番的醜陋。洪小姐離開台灣之前，一位美籍猶太人曾經追求她，但洪小姐嫌他太嫩。那時施叔青常來德惠街玩，她原本屬意陳映真，未有結果，正好陳耀圻拍了兩部紀錄片交給《文學季刊》發表公演，一部是《劉必稼》，一部叫作《上山》，轟動一時，後來陳耀圻進入中影公司，擔任李行導演《玉觀音》(改編自姚一葦的《碾玉觀音》)的男主角，他和施叔青幾乎論及婚嫁，並決定由我擔任雙方的介紹人。然而陳映真案爆發，耀圻也受到波及，《玉觀音》殺青以後，就離開台灣到美國去了。這個時候，施叔青在約瑟芬家認識了這位猶太友人，一經撮合，不久就結為夫妻。更巧合的，這位猶太友人的中文名字和施叔青的弟弟一樣，都叫施中和。

愛情和間諜原是奇詭誘人的傳奇，但一想到當時約瑟芬的遭遇和創傷，便不由人的想到現實政治背後的欺詐和荒謬，理想與現實就是這樣地充滿著距離呀。

　三毛閃婚事件

約瑟芬離開台灣以後，這些朋友們大多喜歡到寧波西街二十六號來，有時飯菜不夠就到寧波西街羅斯福路口的山東小館蒐購一批廉價的食物回來。今天中正紀念堂的所在地那個時候還是幾個軍隊司令部的所在地，寧波西街和羅斯福路口一帶到處都是軍營社會的熱鬧，往往來來的人群夜半猶存，我家進進出出的朋友也就習以為常。

有一天午睡方醒，鄧國川悠悠忽忽推門進來，坐下來半天不發一語，我就追問著：「鄧匪你今天中什麼邪了，半天不語。」他說：「老哥，我今天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碰到一個女人，讓我一時之間不知東西南北。」

「一定是人家不喜歡你。」

他的回答恰恰相反：「她很喜歡我，願意嫁給我。」

「那還有什麼煩惱呢？」

他忽然很嚴正地對我說：「老哥，你曉得那個女的是誰？」

「是誰呀？有愛不就解決了？」

「她是三毛啊。」

「三毛又怎樣？」

「你不知道她有多少過去呀？」

「你鄧匪還不是一樣？」

接下來我們兩個人整個下午一直活在彼此對愛情和婚姻不同的了解中。最後，很興奮地站起來說：「我懂了，我懂了。」跨下樓梯揚長而去。一個多禮拜以後，我們就收到鄧匪和三毛的喜帖，並且去長安東路三毛父親主持的一間教堂參加他們的婚禮，誰知道這場浪漫的婚姻不到一年就結束了。

寧波西街再過去的南昌街和牯嶺街，是當時台北市有名的舊書集市。到了週末，街道上到處都是舊書畫的攤位，穿梭其間是各式各類的文人。他們各憑自己的嗅覺，尋找喜愛的寶物，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風景。在這些舊書攤之間，也有一兩家有名的書店出現其間，像妙章書局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有一次我竟然在那裡找到全套三○年代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有關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讀書雜誌》，因為價錢太高，只好向朋友借錢買了回來，並和書店老闆成為朋友。

　方塊寫作警惕

這時正是亞洲四小龍即將出現的時候，台灣各大報的方塊專欄成了人們對現實發表意見的地方。這種情況下，人們對事物、對世界、對政黨也有了種種不同的意見，各種隨筆雜文也隨之流行起來。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原名張白帆的張平，他正主持台灣日報副刊，便邀我用「方庚」的筆名每週寫一篇方塊，欄名《天窗集》。這種文體來自影響深刻的魯迅，我認為自己體會到這種寫作方式的三昧，結集出書反應也很好，但一段時期之後，我開始對這種文體感到厭煩：原因之一是這種寫作很容易對現實的小問題呈現敵對性，並由此尖酸刻薄起來，不但個人無法得到解放，反而加重了一個人性格中的黨同伐異的特性。魯迅當年就走偏了這條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也不饒人(五四時代《新青年雜誌》劉半農偽造的栽贓文章〈答王敬軒書〉，也為此後的作者和編輯帶來了不良的風氣)。原因之二是集體化，因為集體主義極可能走向極權主義，使之只具有更濃厚的政治性，而失去人性的寬厚，這是我在研讀魯迅中所得到的教訓。我家裡至今仍保存著一批《天窗集》的舊本子，但很少送人，這是對我個人學習過程中得到的警惕。

　文化夢想浮沉

文星書店和文星雜誌的先後被查封也帶給當時出版界很大的影響，但文星書店的出版與發行風格在青年心中產生了作用。譬如曾經在文星書店工作過的兩位青年郭震唐和林秉欽，就在熟悉文星書店發行的路線之後，各自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郭震唐的出版社叫作地球出版社，在出版法還沒有影響台灣的時候，印行了大批彩色的世界地理叢書；林秉欽則模仿文星叢刊，創辦了仙人掌出版社。林是印尼僑生，引進白先勇投資他的出版事業，一段時期之內，文藝叢書的出版蔚成風氣，不久後卻不幸破產。林秉欽也曾向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朋友周轉資金，但數目不大，只有白先勇藉由弟弟先敬的力量把錢追了回來，用這筆錢辦了晨鐘出版社。林秉欽離開了台灣，從此沒有消息。像這樣創業挫敗的例子，經常出現在我們四周，我剛當上副教授，教授中國小說課的時候，一位名叫周柏林的青年一直在教室外面等我，他大學畢業不久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國外讀到一大批晚清小說的資料，興奮不已，回國後和聽同學朋友談起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的命運，大都非常皮毛，他止不住問自己「難道中國就永遠這樣嗎？」或「中國難道只能這樣嗎？」，於是他就向親友募集了一筆款項，把這些資料一一出版。

　出版理想破滅

他因為找不到討論的對象，又聽說我對晚清文學的關心，於是跑來政大找我。我告訴他，不了解晚清的現況和文學，就無法真正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由來，並答應為他這套大書寫一篇長文作為序言。當時這樣的出版行為會受到當局不滿的，國民黨認為反帝，即是親共，然而他卻義無反顧地擔負起這項工作。

這套書大部份取材自中國大陸阿英的舊編，周柏林花了很多心力重新彙編，除了三十二冊的《晚清小說大系》外，還出版了《鴉片戰爭文學選》，《中美續約文學選》，《八國聯軍文學選》，浩浩蕩蕩頗有聲勢。出版之日他託人送來兩大箱書，並打電話告訴我：「大部份的書都還壓在印刷廠」，因為付不出尾款，此後一段日子再沒有他的消息。後來聯絡上了，他說：「因為籌不出款項，只好把所有的書廉價地賣給了印刷廠。」問他生活如何，他說：「只好另外想辦法。」從此再也不知他的去向。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多少次想登一份尋人啟事打聽他的消息，算一算，他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吧。

我和幾位朋友也是這樣挫敗的人群中的一群，雄心萬丈，以為文化事業可以為台灣的未來帶來新的道路。於是便集資辦了一家眾人出版社，誰知道還沒有正式開業，就已經在亂登廣告的作為下全軍覆沒，負債累累的情況下被長輩們罵做嘴上無毛，說話不牢，從此視出版事業為人間畏途。

　搬家遷居木柵

那段日子大抵是平靜的，從戰亂時代走過來的人，對過去漂泊零落的回憶也漸漸淡薄了。當時有一本統治階層和教會聯合推廣叫《風雨中的寧靜》的書到處流行著，由書名便可以想見人們盼望寧靜的心情。但事實上這種心靈的平靜不是那麼容易就得到的，於是很多人便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想像自己的瀟灑自在，或者以張愛玲式的苦澀感情來彌補自己苦澀的情感，再不然就是在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或瓊瑤、金杏枝、禹啟名的筆墨中得到滿足。在那平靜而乏善可陳的日子裡生命隱藏著深深的感傷。我家牆壁上一幅莊嚴先生的瘦金體這樣寫著：

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此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

這幅字是莊喆為我求來的，莊嚴先生酒後自作的詩句深藏著對時代的感慨。與此同時，一批對現實不安的知識份子，如香港來的鄭樹森、何步正和本地的張俊宏、陳鼓應、楊國樞、陳達弘、陳少廷等想涉及現實問題籌組了《大學雜誌》，為此後的黨外運動打開了門戶。

在這個寧靜又不寧靜的時刻，我卻下定決心離開寧波西街二十六號。主要的原因是我太太小產了，望著病床上的妻子，忽然覺得自己像舊俄思想家們所說的「多餘的人」，一股強烈的自責讓我決定改變當前的生活，由此離開不花錢的居所，搬去木柵。（本文原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6/1/2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