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當中央文化部長是有資格的。1927年脫黨後，暫離政治圈子。1928年，寫出三部曲《蝕》；之後是《虹》；1931年，寫出《子夜》，被瞿秋白譽為「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長篇小說」；1932年7月，發表《林家鋪子》，11月發表《春蠶》；1941年，寫下長篇小說《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作品是他的文學成就，也是他的政治本錢。
1949年9月，開國人事任命，紅色政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部長名單。父親（章伯鈞）是交通部部長。我熟悉的黃炎培、馬敘倫、李德全等都當上部長；我喜歡的史阿姨（史良）是司法部長。另一個黨外人士叫沈雁冰，筆名茅盾，成為文化部部長。他和父親一樣，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中共）。也就是說，他們曾經對革命懷疑過、動搖過。當上部長，對沈雁冰等黨外人士來說是高興的，也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是張元濟，他再三邀請昔日的實習生、《小說月報》主編南下，回到「商務」，萬不料就在張先生離京後的兩天，沈雁冰一躍而為部長了。
應該說，把他樹為文學藝術方面的領袖人物，不是從1949年開始，而是在抗戰的重慶。1945年的陪都，在周恩來授意下，搞過一場「沈雁冰五十壽誕和創作生活二十五年紀念慶祝大會」。事先《新華日報》就發社論，副刊是整版的壽辭。慶祝大會於6月20日舉行，出席的人高達六百人。與會者有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張道藩，美國新聞處竇愛士，蘇聯大使館一秘費德林，父親也去了。身著灰色長袍的沈雁冰自己也沒料到，「月臺」的人，一邊是沈鈞儒，一邊是柳亞子。王若飛代表中共講話，稱頌他是中國文化界的光榮，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光榮，中國人民的光榮。這個慶祝會，奠定了他是繼魯迅、郭沫若之後的第三把手。
沈雁冰當中央文化部長是有資格的。1927年脫黨後，暫離政治圈子。1928年，寫出三部曲《蝕》；之後是《虹》；1931年，寫出《子夜》，被瞿秋白譽為「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長篇小說」；1932年7月，發表《林家鋪子》，11月發表《春蠶》；1941年，寫下長篇小說《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作品是他的文學成就，也是他的政治本錢。說到政治方面，沈雁冰絕對是個人物，非一般「老幹部」可比。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批黨員，與中共高官關係密切。他和陳雲一同參加「商務」的罷工；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做過他的秘書。沈雁冰是有人緣的，對人溫和，也無傲氣。不像郭沫若善於逢迎，也不像胡風過於倔強。武裝奪取政權，社會重新洗牌，有的人要上，有的人要下，沈雁冰屬於「上」，不是他要「上」，是有人要他「上」。
這是研究沈雁冰決不可放過講述沈雁冰重要「橋段」，場景生動，對話精彩，堪稱經典──
1949年9月沈雁冰由周恩來陪同，被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見，召見的原因是請他出任中央文化部部長。他不願意。於是，有了以下一段戲劇性場景。
劇中人：周恩來、毛澤東、沈雁冰。
周恩來：（客氣地）中央人民政府在人事安排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所以請你來商量。
毛澤東：（開門見山）恩來對我講了，你不願意當文化部長，他勸不動你，只好來搬我這個救兵了，你先說說不願當文化部長的理由。
沈雁冰：（侷促地）我不會做官，擔不起這樣重的擔子。另外，還有幾部長篇小說尚待完成。（說著，將準備好的創作計畫遞給毛澤東）
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好呀，這個計畫很不錯呀！恩來，你看怎麼辦？
周恩來：（以他慣有的眼神）是否能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當了文化部長，又不影響創作？
毛澤東：（馬上接話頭）我看可以這麼辦。雁冰兄，你剛才講的是你的小道理，現在我來講我的大道理。全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文化是有關意識形態的一個方面。所以文化部長也很重要，現在想當文化部長是人不少，但我們偏偏選中了你，因為我們相信你。
沈雁冰：（略作思考）郭老可以當文化部長呀，請他可以。
毛澤東：（成竹在胸地）郭老是可以，但是他已經兼任了兩個職務，再要兼文化部長，別人的意見就更多了。至於不會做官，我和恩來也不會做官，大家都在學做官，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略停頓）為了使你做官和當作家兩不誤，給你配備一個得力助手，實際工作由他做。你就有時間寫你的小說了。
沈雁冰：（詞窮）這……好吧。感謝……請……（官場客套語）
山光水光，演的就是江湖量。沈雁冰在晚年回憶中，這樣寫道：「當時實未料到全國解放的日子來得這樣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後我會當上文化部長。」
1949年11月2日，他還是「上崗」了，畢竟是一個素有政治情結的人。再說，在文化發展以及文學創作方面，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可是過了沒多久，就和章伯鈞一樣，發現自己有職無權，不過是「掛個名」。沈雁冰的位置或許比章伯鈞還要艱難一些。上有周揚監督指導的中宣部，同僚（或下屬）個個享有盛名，精通政治也精通業務。如藝術局的張光年，戲改局的田漢，文物局的鄭振鐸，電影局的夏衍，外聯局的洪深，部黨組書記錢俊瑞，以及劉白羽、林默涵（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周揚派」），層層疊疊，左左右右，他幹什麼？怎麼幹？難怪沈雁冰兩度辭職，原因既有不能專心搞創作，也有對「掛名」的不滿和工作上的諸多被動。
例一。也許是出於「商務」本行，他上任之初，中央文化部組織專家搞了一個翻譯西方文學名著的書目。一張書單，身為部長也無權「拍板」，上報審批，最後審到周恩來手裏，不承想得到的是批評。周恩來一點沒客氣，嚴肅指出：「這個目錄並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辦，甚至有些部分是違反毛主席的介紹外國文藝的方針的。這個方案是照樣搬弄歐洲資產階級學者的‘名著’的標準來選目的。」沈雁冰後來回憶這件事，說：「感到極舒服，極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但同時又說：「有毛骨悚然之感。」舒服痛快與毛骨悚然，哪個為真，哪個是假？如果二者皆為真，那他當然感到尷尬。
例二。沈雁冰兼任《人民文學》主編，這個刊物當時是所謂新中國文學的「國刊」，起著引領方向的作用。對此沈雁冰深知，所以每期送他簽發，都逐一審閱，達到「事無巨細」的程度，他力求符合中共意識形態要求，但問題還是發生了。第一卷裏就有《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改造》等文，先後遭到《人民日報》的批判。刊物做了檢討和自我批判。沈雁冰以為過關了，不想問題又來了：《人民文學》發表的《我們夫妻之間》、《關連長》等作品因為被改編為電影，又遭批判。接著是人員被調離，共有嚴辰、秦兆陽等六人之多，致使1952年3月號脫刊。他作為主編，恐怕不止是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