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聲音與謎語，不只寫父親精采，母親也好活眼，即沒有岔離主題。──阿盛講評
通篇下手很重，比喻能力很強。──蘇偉貞講評
全家團圓用餐的場合我總是很靜，斂容肅坐，一聲不吭的把飯菜收拾掉。這無關什麼良好的家教，而是一種平衡。我一直覺得人類比任何生物都需要平衡，並非三半規管主司的那種生理需求，而是更形而上的，維繫著這世界不會崩毀的運作規則。易經不是早早揭櫫了這個道理？冬陰夏陽，此消彼長。圓桌是太極，有人負責說話，有人就要負責閉嘴。
餐桌上只有一支麥克風，牢牢嵌在父親座位前方。父親的說話系統像獅子，只有低吼或咆哮兩個開關──事實上他的星盤的確蹲倨著一隻獅子。母親則是雙魚，雙脣總是無聲啟閉，吐出一連串微弱如氣泡的抗辯。某個母親不在的新年，父親帶著三個孩子去吃牛排，一間環境和餐點都很普通的小牛排館。當時台北年節期間選擇不多，餐桌上一如往常的冷澀僵硬，用餐沒多久，不熟練刀叉的弟弟一個沒拿穩，餐刀在磁磚地面砸出刺耳聲響。他還來不及彎身去撿，吼聲就先砸了過去：「你他媽白痴啊！連東西都不會拿。」弟弟身子一震，如遭雷擊。一旁女服務生趕忙送上乾淨餐具，此時父親卻換了一張笑臉，開起了中年男子油膩的黃色笑話。直到回家，弟弟都沒再說話。他的聲音被吃掉了。
我們家的聲音，都被吃掉了。
國中時參加學校的會議，驚訝的發現會議室裡，每個位子都有配有桌上型麥克風。我當然不敢按下那個紅色的發言按鈕，全程只是安靜地坐著。但有件事我卻模模糊糊地明白過來，所謂尊重，其實就是讓對方在你面前無須顧忌的說話，所謂愛，就是讓一個人擁有自己的聲音。
愛是對話，而不僅是你問我答。
希臘神話裡，怪獸斯芬克斯坐在沙漠的懸崖邊，以一則謎語刁難來往的行旅—什麼動物早上四條腿，中午兩條腿，晚上三條退。凡答不出謎題的旅人，就得成為他的糧食。第一次讀到這段時我氣憤不平，身為一隻人面獅身的怪獸，他大可直接吞吃人類，假作公平的玩猜題遊戲算什麼呢？吃人是生理需求，我可以接受。可是猜謎呢？猜謎更像是一種貓耍老鼠的惡戲！
而現實裡，有些謎題比斯芬克斯的更難猜。一星期總有幾個夜晚，父親會帶著一片酒醉的沙漠回家。「爸，你回來了！」──「我不能回來嗎？」──這顯然是錯誤答案。
「爸，工作辛苦了。」──」辛苦養你們這些廢物都沒用」──還是錯。
（保持沉默）──「Ｘ你娘！你們都是死人嗎？」
沙漠沒有邊界，遠處的亭台樓閤都是幻象，我漸漸明白這一切都是徒勞，我放棄做一個答題者。世上某些拷打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滿足施虐的需求，而非期望從誰口中得到什麼隱匿的線索。我完全放棄了討好，放棄等待鞭子之後的糖果，純粹就是等待，只剩等待。等風過等雨停，像誤闖凶殺現場，捂著嘴等兇手離開的那種，等。
暴君。我曾想過以這個詞來描述父親，但很快發現並不貼切，他並非全然以暴力為樂。我在他身上看見的困難，更像一個是企圖表現民主卻不得其法的軍閥，在議會裡因時無人發言而困窘，而恚怒。軍閥對自己無能為力，但對弟弟那樣，一個議事秩序的擾亂者，他卻抑止不了將之下令處死的衝動。除了軍令，父親沒有學會使用其它聲音，而我們的聲音則如缺水的植物一樣，早早停止了生長。
那時住的地方小，是廠房旁兩排的員工宿舍。隔音差，雞犬相聞，誰家電視大聲點都能聽見。所以母親被打時幾乎不叫，頂多是低聲的喊，像把嘴捂在棉被裡那樣。發出聲音是本能，要壓抑著不發出聲音，則是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意志在運作。被逼急的母親，有時會進廚房拿起菜刀，和父親展開無聲的對峙，像電視上遲遲不出招的日本武士。我總是貼著牆，透過門縫觀看這一切。
我曾經相當羨慕哥哥。青春期的長子，在三兄弟裡唯他擁有獨立房間。而我和更年幼的弟弟和母親同房。我們睡在一張兒童雙層木床上，母親則在一旁打地鋪。父親回家的時候，哥哥的房門總是閉鎖著，像離開塑膠袋的蛤蜊那樣。國中時我讀到這樣比喻──耳朵像貝殼，裝載著潮音。而我一直到很久以後才領悟過來，這裡的貝，指的是那種美麗的螺旋，而不是上下兩片，緊緊闔上的蚌殼。躲在蚌殼裡的人，也能聽到巨浪拍岸的聲音嗎？一個人是更安全了，還是更孤獨？
聲音會消失，人會留下來。如同曬乾的T恤，消失的是水份，留下的是鹽漬。弟弟搬離家裡之後，有次我爬上雙層床的上鋪找東西，忽然發現靠牆處有許多螞蟻大小的黑點，原以為是霉，凝神細看，是密密麻麻的鉛筆字。月久年深，有些已然糊去，而能分辨的那些，全都是一樣的筆劃，寫著，死。死死死死死。是從幾歲開始的呢？離我上下僅僅一公尺的距離，弟弟把一個心念專心致志的複於牆，虔誠如謄抄一段經文。
有時候我會暗暗觀察，哥哥和弟弟是否和我有相同的特徵──走路姿勢，說話語調，聽什麼音樂，或只是偶爾凝視遠方的一個眼神。沒有。我們三個似乎由內而外的全然不同，像沐浴同一場核爆之後，各自長成了不同的生物。我向來不認同心理學那套關於童年創傷的說法，彷彿只要不認同，便能消解家庭對我的影響。你看，人生的每個抉擇背面都有太多隻蝴蝶振翅，根本無法找到一場風暴的所有成因，沒有人是百分之百的兇手，沒有。看看我們三個，現在不都活得挺好的嗎？至少，至少無法在我們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的病徵。那時我還沒懂得，那只是我還沒學會，如何觀測那些內在的缺損。
身為人類，要走出本身的限制，真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啊。
父親二度中風時，所有人都已經不在家裡了。那段日子，手機裡常有數通父親的未接來電，像一把落空的箭。時間從他那取走了一些砝碼，輕輕擺在我們這邊。兄弟成年後，全家人平時不連絡，不見面，除去春節或清明這樣的不可避免的日子。等不良於行的父親坐下，我們行禮如儀的用餐，不說話。沒有誰會去拔獅子的鬃毛，即使那已是一隻年老體衰的獅子。
而母親呢，母親在離開父親之後，成為一個怪物。
偶然看到漫畫《蟲師》裡一個故事：被雪封閉的山坳小村，冬季裡村民陸續失聰，調查才發現，病症肇因於一種綠色的生物──蝸牛般的外形，身軀軟滑，專門寄生在人耳。遭寄生後，人體器官並不受損，卻自此聽不見聲響，因那蟲子專以聲音為食──聲音被吃掉了。故事後來村民取回了自己的聲音，啊────！大聲的控制不了。
母親剛搬家時，把從前的生活習慣隨身帶著。新家是嶄新的社區大樓，隔音極好，我從未聽過鄰居的任何聲響，但她仍將所有傢俱安上布腳，即使白天，也將電視的音量轉到靜音，腳步放低，輕聲細語，生活的一切都那麼謹慎微小。一旁的我只是看著，卻無法感到哀傷。悲劇和愛一樣，力道隨著距離遞減，離震央太遠了，就只剩心裡的阻尼器在微微晃蕩。我仍時不時回去探望母親，像重建委員會關心重建的進度。某天我們一起看著無聲的韓劇，母親突然告訴我，她當年拿出刀來，在手腕上比劃了很久，都準備好了，還是一個嬰兒的我啼哭起來，她才把刀子放心。
「喔，是喔。」這是好不容易擠出來的一句話。至少我們還能說話，我們是受災者，而非罹難者。活著總是好的。
等父親終於癱瘓的時候，母親已經開始上街頭了。像取回積壓已久的財產，她恣意揮霍以彌補前半生的缺憾。加入團體，放棄工作，為稅法改革奔走。她曾給我看過她的設備：全套的制服、行車記錄器、錄音筆，還有一支大聲公──她是游擊部隊，負責騎機車四處宣傳。
「我要大聲喊給政府聽！」母親聲量充沛。
假日晚起的日子，我會被電視或是電話的聲音吵醒，她看著螢幕突然爆笑出來。有時她回家後情緒特別高漲，全身細胞都像在跳舞。
「今天出風頭啦！我上電視啦！」她邀功似的說。
我沒點開她在群組傳來的所有影片，也避開可能的新聞片段。我無法想像，曾經近乎失語的母親，手持擴音器在公部門前，在拒馬前，聲音野火一樣擴散開來。不知不覺，家裡的群組只剩我媽一人在說話，我們開始失去溝通的能力，或者說，母親開始失去了聽人說話的能力。
人類是需要平衡的。有人負責說話，就有人負責閉嘴。
童年所剩無幾的記憶裡，有一個非常鮮亮的畫面。那年母親少有的和我們一起回鄉下過年，初三的時候，鞭炮放盡的孩子和連日賭錢的大人，困在三合院裡無事可做。午飯後，父親做了一個非常罕見的決定──他要帶全家人去劍湖山。對於不曾參加畢旅的我來說，遊樂園是只存在廣告裡的魔幻之地，是巨大而美麗的城色城堡，還附加當時全台最高的一座摩天輪。但與此相較，更稀有的是閤家出遊，那是往後人生裡未曾再有之事。
從Google Map上看，劍湖山離老家只有十四公里，很近，但那天我們塞在路上卻彷彿永無法抵達。過年春遊人潮把道路堵成長蛇。我怕塞車，塞車意謂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考驗。車上沒人開口，除了父親的牢騷。我們一點一點的前進，慢，但確實的往前，在即將抵達入口，幾乎可以看到劍湖山大門的時候，父親的那輛老福斯發出哮喘一樣的的聲音，接著，拋錨了。
拋錨了。我們成為車流裡的路障。車內如鐵籠，關壓著沉重的氣旋，沒有人敢說話。我不記得我們等了多久，又是如何回家，劍湖山成為我此生不得其門而入的樂園。而我唯一記得的畫面，摩天輪，從山坡露出半截的巨大輪盤，在血色的夕陽裡無聲地旋轉。
這難道不是一則關於人生的預言嗎，一台只要駛向樂園便會拋錨的汽車。更貼切的說法或許是，一則詛咒？
安養院的眾多老人裡，父親的黑髮顯得格格不入。接連中風，讓他大腦的布洛卡區受損，張口只剩重複的詞彙爭先恐後地掉落出來──那個──那個──不是──啊──不是──啊──。父親永遠憤怒如火山，他拒絕接受自己對語言的無能為力，像賭徒不承認已無籌碼。他語不成調的吼著，我和哥哥順著他手指的方向，在凌亂的桌面尋找解答，可是，如今我們已經沒有猜謎的耐心了──你要的，到底是什麼？ 我想起斯芬克斯的謎語，關於白晝與黃昏，關於那些數目不定的腿。謎語最終被伊底帕斯破解，斯芬克斯羞愧的縱身一跳，墜崖而死。
神話結束了，但現實中那個被揭開的謎底，人，卻成為另一個謎面，永世糾纏那些不得離開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