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當中央文化部長是有資格的。1927年脫黨後,暫離政治圈子。1928年,寫出三部曲《蝕》;之後是《虹》;1931年,寫出《子夜》,被瞿秋白譽為「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長篇小說」;1932年7月,發表《林家鋪子》,11月發表《春蠶》;1941年,寫下長篇小說《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作品是他的文學成就,也是他的政治本錢。
1949年9月,開國人事任命,紅色政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部長名單。父親(章伯鈞)是交通部部長。我熟悉的黃炎培、馬敘倫、李德全等都當上部長;我喜歡的史阿姨(史良)是司法部長。另一個黨外人士叫沈雁冰,筆名茅盾,成為文化部部長。他和父親一樣,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中共)。也就是說,他們曾經對革命懷疑過、動搖過。當上部長,對沈雁冰等黨外人士來說是高興的,也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是張元濟,他再三邀請昔日的實習生、《小說月報》主編南下,回到「商務」,萬不料就在張先生離京後的兩天,沈雁冰一躍而為部長了。
應該說,把他樹為文學藝術方面的領袖人物,不是從1949年開始,而是在抗戰的重慶。1945年的陪都,在周恩來授意下,搞過一場「沈雁冰五十壽誕和創作生活二十五年紀念慶祝大會」。事先《新華日報》就發社論,副刊是整版的壽辭。慶祝大會於6月20日舉行,出席的人高達六百人。與會者有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張道藩,美國新聞處竇愛士,蘇聯大使館一秘費德林,父親也去了。身著灰色長袍的沈雁冰自己也沒料到,「月臺」的人,一邊是沈鈞儒,一邊是柳亞子。王若飛代表中共講話,稱頌他是中國文化界的光榮,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光榮,中國人民的光榮。這個慶祝會,奠定了他是繼魯迅、郭沫若之後的第三把手。
沈雁冰當中央文化部長是有資格的。1927年脫黨後,暫離政治圈子。1928年,寫出三部曲《蝕》;之後是《虹》;1931年,寫出《子夜》,被瞿秋白譽為「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長篇小說」;1932年7月,發表《林家鋪子》,11月發表《春蠶》;1941年,寫下長篇小說《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作品是他的文學成就,也是他的政治本錢。說到政治方面,沈雁冰絕對是個人物,非一般「老幹部」可比。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第一批黨員,與中共高官關係密切。他和陳雲一同參加「商務」的罷工;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做過他的秘書。沈雁冰是有人緣的,對人溫和,也無傲氣。不像郭沫若善於逢迎,也不像胡風過於倔強。武裝奪取政權,社會重新洗牌,有的人要上,有的人要下,沈雁冰屬於「上」,不是他要「上」,是有人要他「上」。
這是研究沈雁冰決不可放過講述沈雁冰重要「橋段」,場景生動,對話精彩,堪稱經典──
1949年9月沈雁冰由周恩來陪同,被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見,召見的原因是請他出任中央文化部部長。他不願意。於是,有了以下一段戲劇性場景。
劇中人:周恩來、毛澤東、沈雁冰。
周恩來:(客氣地)中央人民政府在人事安排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所以請你來商量。
毛澤東:(開門見山)恩來對我講了,你不願意當文化部長,他勸不動你,只好來搬我這個救兵了,你先說說不願當文化部長的理由。
沈雁冰:(侷促地)我不會做官,擔不起這樣重的擔子。另外,還有幾部長篇小說尚待完成。(說著,將準備好的創作計畫遞給毛澤東)
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好呀,這個計畫很不錯呀!恩來,你看怎麼辦?
周恩來:(以他慣有的眼神)是否能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當了文化部長,又不影響創作?
毛澤東:(馬上接話頭)我看可以這麼辦。雁冰兄,你剛才講的是你的小道理,現在我來講我的大道理。全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文化是有關意識形態的一個方面。所以文化部長也很重要,現在想當文化部長是人不少,但我們偏偏選中了你,因為我們相信你。
沈雁冰:(略作思考)郭老可以當文化部長呀,請他可以。
毛澤東:(成竹在胸地)郭老是可以,但是他已經兼任了兩個職務,再要兼文化部長,別人的意見就更多了。至於不會做官,我和恩來也不會做官,大家都在學做官,這也是革命的需要嘛。(略停頓)為了使你做官和當作家兩不誤,給你配備一個得力助手,實際工作由他做。你就有時間寫你的小說了。
沈雁冰:(詞窮)這……好吧。感謝……請……(官場客套語)
山光水光,演的就是江湖量。沈雁冰在晚年回憶中,這樣寫道:「當時實未料到全國解放的日子來得這樣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後我會當上文化部長。」
1949年11月2日,他還是「上崗」了,畢竟是一個素有政治情結的人。再說,在文化發展以及文學創作方面,他也是有些想法的。可是過了沒多久,就和章伯鈞一樣,發現自己有職無權,不過是「掛個名」。沈雁冰的位置或許比章伯鈞還要艱難一些。上有周揚監督指導的中宣部,同僚(或下屬)個個享有盛名,精通政治也精通業務。如藝術局的張光年,戲改局的田漢,文物局的鄭振鐸,電影局的夏衍,外聯局的洪深,部黨組書記錢俊瑞,以及劉白羽、林默涵(他們中的很多人是「周揚派」),層層疊疊,左左右右,他幹什麼?怎麼幹?難怪沈雁冰兩度辭職,原因既有不能專心搞創作,也有對「掛名」的不滿和工作上的諸多被動。
例一。也許是出於「商務」本行,他上任之初,中央文化部組織專家搞了一個翻譯西方文學名著的書目。一張書單,身為部長也無權「拍板」,上報審批,最後審到周恩來手裏,不承想得到的是批評。周恩來一點沒客氣,嚴肅指出:「這個目錄並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辦,甚至有些部分是違反毛主席的介紹外國文藝的方針的。這個方案是照樣搬弄歐洲資產階級學者的‘名著’的標準來選目的。」沈雁冰後來回憶這件事,說:「感到極舒服,極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但同時又說:「有毛骨悚然之感。」舒服痛快與毛骨悚然,哪個為真,哪個是假?如果二者皆為真,那他當然感到尷尬。
例二。沈雁冰兼任《人民文學》主編,這個刊物當時是所謂新中國文學的「國刊」,起著引領方向的作用。對此沈雁冰深知,所以每期送他簽發,都逐一審閱,達到「事無巨細」的程度,他力求符合中共意識形態要求,但問題還是發生了。第一卷裏就有《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改造》等文,先後遭到《人民日報》的批判。刊物做了檢討和自我批判。沈雁冰以為過關了,不想問題又來了:《人民文學》發表的《我們夫妻之間》、《關連長》等作品因為被改編為電影,又遭批判。接著是人員被調離,共有嚴辰、秦兆陽等六人之多,致使1952年3月號脫刊。他作為主編,恐怕不止是尷尬。